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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那些被遗忘十几年的弱势人群——“井底之家”，因为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很多时候，媒体的介入及社会的关注，会促进事情有个完美的结局。但也有一些事情会是例外，比如之前媒体报道的一些“黑校车”案例。黑校车取消了，可孩子们从此却无车可坐，与媒体当初报道的初衷，朝着完全相反的轨道走去。
这次“井底之家”的报道，也陷入了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酒店因害怕担责，昨天将他们熬过很多个冬天的“家门”一封了之。瑟瑟的寒风中，破旧的行李堆放在草地上，穴居者不见了踪影。
他们去了哪里？还会继续流浪在零下几度的北京街头么？至少从目前看，这些穴居者还没有得到一个比“井底之家”更好的归宿。
媒体记者昨天曾问其中一名穴居者“住在井下有没有尊严”的问题，对方回答说，尊严分对谁讲。“像我这样的人，跟要饭的差不多，尊严在我身上谈不上。2008年，我在路边擦车，城管把我抓走，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把我关狗笼子里，我是想要尊严，那时还有什么尊严呢？”
如今，穴居者们也许找到了一些人眼中的所谓尊严，再也不用住在根本算不上家的“井底之家”， 无处可去，与井底之家，对几十名穴居者来说，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只不过这次，媒体的报道，让双选变成了单选。他们熬过了很多个冬天，也熬过了一次又一次与管理部门的打游击。但这次，他们从此失去了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一两平方米地下栖身之地。
在内心深处，他们对媒体的报道与关注，是该感谢还是咒骂呢？
无意去指责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与报道。单从新闻报道本身来看，最先揭开这个让人辛酸隐秘故事的新京报，是值得所有媒体同行尊敬和称赞的。内容深入，标题有力，文字平和感人，图片冲击力更是直抵人们内心深处。可以想像得到，在逼仄的地下井里，记者在采访这组报道付出的辛苦，以及后期编辑的用心良苦。
新京报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在站直了就会碰到头的地下井室，穴居者大多数时间都在黑暗里，从不高声说话，他们怕城管、警察，甚至是路人惊奇的目光，那些都可能导致他们被驱逐出这个避风港。他们不想被发现，而又渴望得到切实的帮助。
我们应该感谢新京报、感谢那几名敬业的记者，感谢随后跟进的其他媒体，是他们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社会的另一个角落，让我们知道了还有这么一群让人心酸的真实镜像。
与此同时，公众也会有一些疑问：媒体在报道这类事情时，是否提前预设了后果？一旦预设的事情结局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是否能多一些站在被报道者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或者终止报道，或者变换角度，而不单单是新闻本身。
十多年前，我曾有过一次报道婴儿贩卖的事情。严格来说，这不能算贩卖，是一对年轻的农村夫妻，在城市产下孩子无力扶养的故事。在好心人的介绍下，一对城市夫妇愿意收养这个孩子，并给了这对农村夫妻几千块钱。此事随后被人举报到报社，故事也被很自然地被刊发出来。有关部门随即对此报道介入调查，孩子被重新送到亲生父母身边，中间人也受到了处罚。这则新闻，当时被报社评为当月好新闻。
一切顺理成章！
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警方“救解”孩子时，两对夫妻眼中怨恨的眼神。至今，我也在追问自己，作为媒体，这件事到底是坚守正义还是人性第一？
可以推测的是，“井底之家”在北京绝应该不止一处，这种现象也不仅仅只在北京才有。为什么这个存在多年的群体，直到这几天才会被发现。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崔红昨天对此有这样一段文字：“住人井”今天被水泥封死。早在15年前，我跟着热力集团的工人体验热力小井，就看见井里住着流浪汉。大家都不去打搅他，因为不论外面暴风骤雨还是漫天飘雪，井里总是温暖如春。龙应台曾写家书嘱咐儿子：“也给路边摊留点儿生意，他们比沃尔玛更需要你。”今天我知道，有些角落不需要记者。
对这些甘愿沦为现代城市里的“井底之蛙”、放弃做人最后尊严的穴居者，媒体到底是该奉行新闻理想至上，还是该奉行现实主义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