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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8日，是唐山市外环路正式通车5周年的日子。几乎与此同时，一封关于唐山市外环路拆迁过程中巨额国家资金被骗取、而诈骗人至今逍遥法外的举报信，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封举报信揭开了已经尘封两年多，被唐山市检察机关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却“不起诉”的蹊跷诈骗案的内幕。
来自两个政府部门的举报
唐山市城市外环建设工程是唐山有史以来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该市的重点工程，2005年，唐山市政府就专门成立了建设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唐山市交通局成立的唐山市城市外环建设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唐山外环项目办”）负责组织实施，唐山市房产管理局下属唐山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负责实施拆迁，项目所需各款项（包括拆迁补偿款）均从财政资金拨付。
2006年6月，外环征地拆迁涉及到唐山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汽贸公司”）所属的位于唐山市丰润区的3个汽车4S店和1个汽车销售展厅，分别名为佳浩公司（福特 4S店）、四通公司、汇通公司、昌铃公司。
当时负责外环路拆迁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在与四通汽贸公司协商过程中，唐山市交通局委托唐山市诚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等两家评估机构对其房产进行评估，然而因四通汽贸公司对评估价格不予认可，未出正式评估报告而搁置。
奇怪的是，在当年11月份召开的外环路拆迁协调会上，有关领导突然宣布唐山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撤出，由丰润区交通局负责拆迁协调工作。
2006年12月，四通汽贸公司声称，已经委托唐山衡信房地产评估公司等两家评估机构对佳浩公司的机器设备、房产进行评估，资产价值共计3830万余元。其中机器设备1407万余元。
2007年1月12日，四通汽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琳与唐山外环项目办签订了《唐山市城市外环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唐山外环项目办就佳浩公司的拆迁给予四通汽贸公司房屋、附属物、机械设备等补偿款共计3830万余元。随后，唐山外环项目办将上述补偿款全部汇入王琳指定的账户内。随后，唐山外环项目办就其他3个公司的拆迁又预付四通汽贸公司拆迁补偿款3000万元。
一个福特4S店的拆迁补偿款高达3800多万元，这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上述负责外环路拆迁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当时“对衡信公司为四通汽贸公司出具的机械设备及地下管网的评估结果不认可，认为评估的价格偏高”。
有汽车销售业界人士称，全国的福特4S店都是统一规划的，店内的设备是统一配送的，数量多少、用什么牌子都有严格的规定。佳浩公司得到的补偿远远超出一个福特4S店的价值。
四通汽贸公司的拆迁补偿数额遭到质疑的同时，2007年5月29日，唐山衡信房地产评估公司突然向唐山市房产管理局和唐山市交通局同时出具了一份书面材料，称针对佳浩公司的编号为“唐衡信评字（2007）第014号”评估报告不是由其出具的。
接到这封书面材料后，200年7月21日，唐山市交通局向唐山市公安局提交了一封举报信。称四通汽贸公司“涉嫌伪造虚假设备评估报告，诈骗城市外环建设拆迁补偿款6830万余元”，请求唐山市公安局依法立案并对四通汽贸公司采取有关侦查措施，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城市外环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唐山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支队也接到唐山市房产管理局书面报案材料，“要求安排有关部门对四通汽贸公司虚假评估报告进行核实，并安排司法机关介入调查评估报告重大诈骗事件”。
两个政府部门的举报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唐山市公安局遂即对“唐衡信评字（2007）第014号”评估报告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唐衡信评字（2007）第014号”评估报告上的名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同一，“上述评估报告系伪造。”
虚假评估报告背后的诈骗大案
2007年8月17日，唐山市公安局决定对四通汽贸公司立案侦查。
很快，一个叫付国清的人进入警方的视线。2007年8月14日，唐山市公安局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付国清刑事拘留。归案后，付国清交代了这份虚高的评估报告的出炉过程。
付国清原是唐山市晨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6年，付国清结识了唐山衡信房地产评估公司总经理王国栓等人，并与衡信公司达成口头协议，付国清以唐山衡信房地产评估公司名义对外作评估业务，由唐山衡信房地产评估公司提供公章、法人章、评估师章和所需的公司材料，付将所得评估费的30%交给唐山衡信房地产评估公司。
2006年年底，经人介绍，付国清认识了四通汽贸公司总经理王文笛。在得知四通汽贸公司下属4个公司正在准备进行拆迁前的资产评估时，他表示愿承担这几个公司的评估业务，并取得了王文笛的信任。
付国清在公安机关侦查时供述，他在给佳浩公司作评估时手里只有多余的盖有唐山衡信房地产评估公司公章的报告纸，没有盖好法定代表人公章、资产评估师方章的报告纸。“如果去唐山衡信房地产评估公司要盖好印章的报告纸一是太麻烦，二是怕将来收费后该公司提成一部分，就私刻了法定代表人公章和王国栓等资产评估师方章。”
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显示，付国清在进行评估时，并没有到佳浩公司盘点、清查机器设备，而只是依照王文笛提供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清查评估明细表》（以下简称“评估明细表”）和询价单就评估出佳浩公司机器设备资产评估价值为1407万余元。
付国清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也主动承认，他在“在外网工程评估过程中，没有任何依据和资料，仅仅根据佳浩公司的要求就增加了300万元的评估额”。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文笛、王琳以及佳浩公司经理李明等人先后被警方拘捕。王文笛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勾勒出他们“在机器设备进行资产评估的过程中以隐瞒真相、虚报机器设备数量的方法，骗取拆迁补偿款”的整个过程。
2006年12月中旬，王文笛曾联系了唐山市中元诚信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元评估事务所”）对佳浩公司机器设备进行评估，中元评估事务所按照成本法评估，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008万余元，对这一评估结果，王琳和王文笛表示不满，并要求提高评估价值。
随后，中元评估事务所又以收益法重新进行了评估，此次评估后，评估价值上升至1246万余元，但王琳和王文笛对此评估结果仍不满意。
为了得到更多政府拆迁补偿款，2006年12月底，王文笛指使李明制作评估明细表，并称“把价格作得越高越好”。就此事他曾向王琳作了汇报，王琳表示同意。
在制作评估明细表中，李明改动了佳浩公司部分机器设备的产地和数量，虚构了机器设备的价格，“我就按王文笛的要求对每种机器设备虚构了价格，将价格标注在了机器设备清单上”。
唐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后来查实：在佳浩公司的机器设备中，实有车身校正台（大梁校正仪和车身校正仪指同一设备）1台、检测线l台。佳浩公司虚报车身校正台1台，价值115万余元、虚报检测线1台，价值117万余元。
在李明制作出评估明细表后不久，王文笛又让李明“想办法作一个询价单，但价格不能变”。对此，李明供述时称：“王文笛当时的意思就是找人作一个假的询价单，把我上次虚构的机器设备的价格弄得真实一些。”
李明遂找到了唐山景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崔文齐，要求崔帮忙做一个机器设备的询价单，并把有价格的机器设备明细表交给了崔一份。
“为了以后能和佳浩公司继续做业务”，崔文齐就按李明的要求作好了3份虚假报价单。之后，王文笛将评估明细表和询价单交由付国清进行评估，付国清依此作出了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有了这份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作为补偿依据，王琳顺利地从政府手中拿到了1407万余元的机器设备拆迁补偿款。
公安机关后来对佳浩公司的机械设备进行了委托鉴定，鉴定结果是：佳浩公司列入政府补偿范围的设备公开市场价仅80万余元，两者相差1300多万元。
诈骗千万被认为情节轻微不起诉
2007年，唐山市公安局侦查完结后将此案移交至唐山市人民检察院。2007年7月28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王琳等人涉嫌诈骗罪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对此案作出的起诉书载明：“2007年1月12日，被告人王琳以佳浩公司名义与唐山市城市外环建设项目办公室签订了《唐山市外环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项目办给予佳浩公司房屋、附属物、机械设备等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830万余元，后项目办将上述钱款全部汇入佳浩公司账户内。其中，依据被告人付国清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佳浩公司机械设备的补偿款为人民币1407万余元。经鉴定，佳浩公司列入政府补偿范围的设备公开市场价为人民币80万余元。政府在对佳浩公司机械设备拆迁补偿中，共计被骗人民币1327万余元。”
2008年5月15日，唐山市中级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在法庭上，唐山市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认为：“王琳、王文笛等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蹊跷的是，此次开庭10天后，唐山市检察院却突然要求撤回起诉。在撤回起诉后，唐山市检察院将案子交给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
唐山市检察院突然撤诉，并将案件转交给下级检察院的做法令关注此案的法律人士感到意外。就连王琳的辩护律师也称“难以理解”。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唐山中院既然已经开庭审理了，就应当直接下判决，不应裁定让检察院撤诉。而唐山市检察院既然撤回起诉，就意味着原来的起诉不成立，应当自行处理，而不是让下级检察院办理。
司法实践中，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的案件通常采取四种处理方法：一是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二是补充新的事实证据后重新向法院提起公诉；三是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处理；四是以补充侦查方式退回公安机关后不了了之。
“在这个案件上唐山市检察院显然选择了第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其将撤诉的案件交给下级检察院的做法可谓是用心良苦。”一位法律界人士说，“如果说非要给唐山市检察院的做法找个理由的话，那只有一条，就是规避现有的法律，将这个案件消化在唐山市检察院的辖区内。”
一位法律界人士解释说，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拟作相对不起诉的，公诉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要求复核。
“上级检察机关拟对一个案件作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时，将这个案件交由下级检察机关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这样在事实上就架空了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一级检察机关不起诉权权力的监督，极有可能导致不起诉权力的滥用。”上述法律界人士说。
结果不幸被言中。一年之后的2009年6月10日，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对这起令“政府共计被骗人民币1327万余元”的案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
《不起诉决定书》在认定“王琳、王文笛、李明、崔文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付国清实施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的同时，笔锋一转称：“但本案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王琳、王文笛、李明、崔文齐、付国清不起诉。”
相对于《不起诉决定书》中“政府共计被骗人民币1327万余元”的苍白无力的事实认定，“本案犯罪情节轻微”的结论部分显然更耐人寻味。
在本案发生的前前后后，是否还有其他更多耐人寻味的事情，记者将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