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更精彩
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尹利华他们看着死亡，惦记着新生。
在车祸、脑外伤、脑出血等意外中即将去世的人们，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劝说对象。
在几年前，他们的名称还是“劝捐员”。
他们面对着家属们的疑问：我为什么要捐？我凭什么要捐？
在另一边，是30万名各种器官的需求者。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器官，他们几乎是就是在“等死”。
2014年，中国完成的器官捐献有1698例，比2008年提升了约16倍。
在死亡的悲痛和新生的喜悦之间，是中国547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4年8月，8岁小女孩桐桐因脑肿瘤离世，捐献出了自己的器官。“我这就是在等死。”
6月19日，肝硬化晚期病人赵力躺在病床上，他右肋部仿佛钝器磨肉般的疼痛，已经折磨了他4年。
北京301医院确诊的结果是“原发性硬化胆管炎，导致免疫性肝硬化腹水”。
医生说，再等不到肝源，赵力的时间就只剩半年。
同样在这段时间里，北京武警总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尹利华，也在为器官的事情而奔波。她试图劝说一名车祸中遇难者的父母，同意捐献其儿子的器官。
她先打过去电话：“您好，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
话还没说完，对方就挂断了。
被拒绝，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尹利华工作的常态。
在今年，他们医院每10个潜在捐献者，就有7个因各种原因拒绝捐献。
剩下约30%的成功率，尹利华已经很欣慰。这一比例已经比去年翻了一倍，“国人的思想在进步。”
自2013年从医院的ICU护士长退休，加入器官捐献协调员行列的那一刻起，那个“精通业务，受人尊敬”的护士长光环就离她而去了，她开始面对不理解，冷眼，甚至愤怒的拒绝。
每次找到潜在捐献者时，她会提前电话联系亲属，若对方不反感，并同意见面，那么就迈出了第一步。
接下来，她要在与核心亲属面谈的时间里，解释清楚捐献遗体器官流程和公益性。这段时间或许是几个小时，或许是几天。
整个过程，持续到器官取出，进入“国家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公平分配后，方能结束。
她常抱着信念，“一个器官，能够挽救一个家庭。”
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由于工作性质与劝说家属捐赠器官相似，在过去，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往往被叫做“劝捐员”。
但“劝捐员”的称呼遭到了行业内的反对。
“我们不劝捐，只是传达信息。”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总协调员孟苇，她曾在对山西省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培训中说。
“作为一名协调员，最重要的是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征得捐献者或其家属的捐献知情同意，并协调捐献者、医院、受捐者等关系，让器官捐献顺利，而‘劝捐’太生硬了。”深圳另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说。
这是一个新生的职业，尽管逐渐被人们接受，但绝大部分人仍不知晓。
尹利华曾经遭到十多名家属的包围，有的将她推开，说“我们不欢迎你”。高敏则面临着反复的身份排查，以至于现在，她不得不把身份证、协调员证、人大代表证等各种证件常带身边。
有的时候，连续几个月都是失败。尹利华曾经连续3个月没有成功过一次。在更早的时候，她不止一次的想过放弃，但想到像赵力一样等待器官的病人们，又背上包出发。
在今年元旦之后，死囚器官被全面禁止，公民自愿的器官捐献成为了器官移植的唯一渠道。
如果没有了器官捐献协调员会怎么样？
“那么我国的器官移植将会彻底停滞不前。”尹利华说。
歌手姚贝娜，去世后捐献出眼角膜，点亮他人光明。北京佑安医院最近的一次器官捐献是在6月26日。
23岁的青年小李，到北京探亲时发生车祸，经过协调员的协调以及父母的意愿，“要让孩子的一部分活在世界上”。
最后，小李捐献出的肝脏、双肾、肺脏、心脏，使得5人获得了重生，而其角膜，也使得2人看到光明。
2007年，中央电视台的《纪事》栏目，曾讲述了我国首位职业角膜劝捐员陈淑莹的故事，陈淑莹作为“点灯的人”，她协调捐献的角膜，让数百人重见光明。
捐献成功固然令人欣慰和感动，但人们往往看不到这成功背后的辛酸。
“潜在的遗体捐献者，一般是大脑已经死亡，但心脏还在跳动的。这时家属们都在悲痛之中，要在这个时候去劝说捐献遗体器官，家属们很难接受。”尹利华说。
还有极端的情况。
有一次，当她提出捐献器官的想法，说到这是一件造福社会的事情，对方家属立马拒绝，“我们凭什么捐？现在让我们去造福社会，可社会给过我们什么？”
高敏同样面临过这样的选择。一位脑溢血的病人的家属问：遗体捐献我们能得多少钱？高敏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无法承诺金额，“我既没有这样的权力，也没有资金。”在提出签订补偿协议遭到拒绝后，家属说，那不捐了。
对于这些物质上的要求，器官捐献协调员们往往爱莫能助，因为他们的工资也不高。
重庆市红十字会曾介绍，在重庆，全职协调员的月工资约2500元。在深圳，协调员高敏，每月只能从深圳市红十字会报销300元电话费和一些打车费。
我国是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且大多由低收入群体捐献。在捐献成功的案例中，各地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们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捐赠遗体器官的，大部分都是各地的外来务工者，属于低收入群体。
这一现象也得到各地红十字会的证实。
深圳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深圳的多器官捐献数量，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能有这样的数量，几乎都要归功外来务工人员。”
吉林省红十字会秘书长于丽也称，吉林省器官捐献者家庭，也多为农村的困难家庭。
“在中国，完成这种高尚奉献的，不是小康家庭，不是富豪家庭，而大多是这种贫苦、困难家庭，不得不引人深思。”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器官协调员说，“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付不起每天几千元的ICU病房的医疗费，如果医生告知基本上没有希望的话，其家属一般都会放弃治疗。”
如果运气好的话，在捐赠器官后，能够引起社会关注，获得社会的救助，但更多的，则是一种“无奈之举”。
而根据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相关通知，红十字会要适时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基金，采取“政府投入一点、医院支持一点、社会募捐一点、受益者拿出一点”的方式进行多渠道筹集。
不过时至今日，该基金都未能正式落实。
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也称，中国“留全尸”的传统观念也是阻碍器官捐献的原因之一。
然而，同样是在中国，根据香港卫生署的数据，截止2015年6月，香港地区已有16万9千人登记器官捐献。这一数据，是整个中国内地登记器官捐献人数的4.5倍。
“所以说，中国器官捐献协调员要走的路还很长。什么时候，当协调员都失业了，那器官捐献事业就算成功了。”尹利华说。